范旭东和陈调甫走在漫无边际的白色盐滩上，一座座的由盐堆起来的小山峰在他们眼前依次排开，范旭东对陈调甫感慨道：“一个化学家看见这样丰富的资源而不起雄心者，非丈夫也。我死后还愿意葬在这个地方。”

第一部分：为了制碱这个大事业，宁愿粉骨碎身，也要硬干出来

1916年8月，汇丰银行买办席立功找到时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陈锦涛，表示愿意给政府提供一笔无息借款。这让陈锦涛颇为意外，因为那时的外国银行贷款不仅有相当的利息，还都会附有一定的抵押条件，比如海关和盐的收税控制权等。出于反常的好事必有缘由，陈锦涛通过细问才知道：原来英国人想要垄断中国的制碱权。也就说，中国政府要答应借款后只允许英国人在中国制碱，包括中国人自己都不能再用盐制碱。陈锦涛并非等闲之辈，他是中国第一个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1906年获得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一个银行提出这样的条件，陈锦涛一是觉得这有“丧权辱国”之嫌疑，另外也推测出制碱的重要性，后面经过调查果然如此。于是他最后回复汇丰银行说：中国人已经有人在制碱了。

但是，当时中国还没有人会制碱，不要说中国，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没有制出碱来。制碱，是当时的世界级“卡脖子”难题。

这个“卡脖子”难题，指的是用化学的方法来制碱。在古代，碱只是用来“发面，去除污垢”，一般都是植物提取法。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有关它的获取描述是“冬月灶中所烧薪柴之灰，令人以灰淋汁，取碱浣衣”。而欧洲人则多从海藻灰中提取碱。随着十八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纺织、造纸、冶金、洗涤等行业所需要的工业碱急剧增加，仅从天然碱和草木灰中所提取出的量远远不能满足所需，因此人们开始了用化学制碱的探索。最先是法国医生路布兰发明了路布兰制碱法；1861年，比利时人欧内斯特·索尔维用食盐、氨和二氧化碳制取碳酸钠的工业生产方法制出了碱，该方法便是索尔维制碱法，又叫氨碱法。19世纪80年代法、英、德、美等国相继建厂，并组织成立了索尔维公会，不单是秘方不得对外，就连工厂、设备的设计图纸也只向会员国公开，严禁对外。凡有改良或新发现，仍是会员国之间进行交换，而且不申请专利，以防泄露。会员国采取分区售货的办法来限制营业，或者说是瓜分市场。例如中国市场由英国卜内门公司独占，前文已经提到过，范旭东想去卜内门参观，对方也只是让他围着锅炉转了几圈。

财政总长陈锦涛催着范旭东办碱厂，手续上倒是开了不少方便，也借此得到了工业用盐免税的特权，这对于信奉盐铁专卖的中国来说，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但制碱并非易事，可没有制盐那么简单。范旭东在日本京都帝大毕业后就曾到索尔维碱业公司联系制碱的事情，可惜未能成功，连制碱方法都没有谈何制碱。工业制碱还需要配套的工业设备，这也是索尔维公会为什么连设计图纸都要保密的原因。当下的芯片不也是如此吗？芯片有设计和制造两部分，除了设计芯片，制造芯片的光刻机也是卡脖子的关键。

而这时，却有三个人主动来找范旭东，并且说，已经掌握了索尔维制碱法。这三个人是陈调甫、吴次伯、王小徐。陈调甫毕业于东吴大学化学系，立志研制纯碱，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自研自通了索尔维制碱法，在实验室制出了纯碱。吴次伯自己办有一个苏州瑞纪汽水厂，他看到纯碱的价格一路高歌，从商业的角度推测这肯定会是一个赚钱的生意，于是他找到上海效大机器厂的厂长王小徐（王季同），和已经掌握了制碱方法的陈调甫，三人商量着要办纯碱工厂。但是，这需要大量的资金，他们实力不足，在寻求张謇投资失败的情况下，慕名北上天津找到了范旭东。

志同即可道合，他们与范旭东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共同办永利纯碱工厂，永利就是希望永远顺利。在前期筹划准备阶段，他们也没有闲着，在范旭东的家里做起了实验。因为陈调甫之前试验用的是南方的盐，北方的长芦盐是否也能制出碱来呢？最终，陈调甫不负众望，成功制出了9公斤碱，这让大家倍感兴奋：光明在即。

但是，永利制碱厂从开始筹款就不顺利，吴次伯与王小徐因为都还有自己的工厂，就知难而退了，只有陈调甫留了下来。永利面临的第一道坎，是原以为没有问题的手续问题。前面说过，因为陈锦涛特批，永利获得了工业用盐免税权，但是他被免职后，后面来的负责人推翻了这项政策，让盐务署稽核所重新审定。盐务署稽核所实际上是由英国人丁恩掌权，制碱权本是英国一直觊觎的，因此丁恩以长芦盐是海水盐而非矿盐不能制碱为由不予批准，范旭东解释说我们已经研制成功了，丁恩又说按照化学反应136斤盐就能制100斤碱，你们要200斤才能制出100斤，技术不合格。范旭东没办法，只好也找政治关系，便找到盐务署署长张弧，他也是永利的发起人之一。丁恩倒是给了顶头上司张弧面子，但是又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要给英国在四川自贡自流井提取钾的特权。

恰好这时，梁启超升任财政总长，他命令丁恩必须批准永利工业用盐免税。但是丁恩依然不执行，提出只能给免一半的税。梁启超告诉丁恩：稽核所只有稽核税收的权利，没有干涉如何收税的权利，如果你还不批准，那我就下令起草中国所有的农工业用盐都免税。于是梁启超就让景韬白着手起草“农工业用盐免税条例草案”，丁恩只好作罢，批准了永利工业用盐30年免税权。不过丁恩很快就后悔了，因为梁启超没多久就不再担任财政总长一职了。

但这也是暂时的，我们几次提到，盐税不仅是军阀眼里的财源，也是外国银行贷款给当时中国政府的抵押条件，因此，久大与永利一直受盐的挟制：“永利在1917年，虽勉勉强强得着这个特许，却是忽而被推翻，忽而又复活，十几年中间，接二连三闹了几次，什么两角钱一担的税，六个月一次的期限，犹太医生居然临时变成了工程师，派到工厂来查考，又有什么最高税率的担保，真够我们应付的了！我们为着资本太小，工作艰难，以及外国托拉斯的压迫，已经九死一生，不意还要我们担负巨额的律师诉讼费，宝贵的光阴，消费在乞怜求饶的更不知道若干！”

1918年11月永利制碱公司发起成立（也有资料说是1917年，这个时间可以理解为筹备期，），直到1926年6月，才制出合格的雪白的纯碱。八年的抗战，所遇到的资金与技术上的困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用范旭东的话来说：要知道有这么艰难，宁可跳火坑。

第二部分：搞不成纯碱，宁愿自杀，也不出卖自己的灵魂。

1919年，永利碱厂破土动工。1922年底年开始试产，1924年8月13日，正式开工生产，但是生产出来的碱是红黑两色间杂。到1925年3月，因为主要设备四口干燥锅都被烧坏，这样就连不合格的碱也没有办法生产了，不得不停工。“亚洲第一高楼”被讥讽为亚洲第一高冷饮店：在十层楼上吃冰激凌一定很爽。永利碱厂进入了至暗时刻。

摆在范旭东面前的三座大山：设备、技术和资本。

永利已经耗费资金200多万银圆，超出股本的四五倍。旭东一开始解决永利资金的办法，就是让久大给永利输血。陈调甫后来回忆，有一次永利需款1万元，他拿着范旭东的亲笔条，去久大领款。可是久大会计科科长摊开账本给他看，说：“久大资本只有四十万元，现在借给永利的已有二十万元了，以后怎么办？”虽然有的久大股东也是永利的股东，但毕竟是两个公司，且永利的投资早已超出预期，而到底能不能产出合格的碱来，大家心里都没了底，担心钱都打了水漂。久大董事长景韬白甚至辞职，其他股东们也给了范旭东很大压力，说这钱要是投在久大早就本利翻倍了：“倘若知道今天，虽白刃加颈也不为。”他们还怀疑侯德榜和陈调甫，认为他们技术不行，这样都是在白白的浪费钱，担心久大会被永利掏空。范旭东一方面仍然相信侯德榜，一方面在竭力安抚股东们：“我希望大家把眼光放远一点。永利当前处境，可说是‘临产前的阵痛，黎明前的黑暗’。我们千万不能干功败垂成的傻事，只要各位股东继续给予信任和支持，我有决心取得事业的成功。”

只有股东的信任和支持是不够的，永利亟需寻求资本的支持。这其中，对他帮助最大的是金城银行的周作民。

1906年，周作民以优异成绩考取广东官费赴日本留学，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京都帝国大学的前身)学习，两年半后，广东官费因故停发，周作民只得辍学回国。回国后的周作民在南京法政学堂做翻译，在此期间自学财经。辛亥革命后，周作民进临时政府财政部工作，仕途受挫后离职进入交通银行。1917年，他在皖系军阀及原交通银行同仁的支持下，成立了金城银行：盖取金城汤池永久坚固之意。金城银行与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合称为“北四行”，控制着华北的金融业务。

与其他银行主要做公债和外币债券、房地产业务不同，金城银行把投资工商业视为“天职”：“银行对于工商业之投资，自系天职”；金城银行投资目的有二： “专谋营业上之利益”和“助长工商事业之发展”。因此，周作民不仅始终不渝的支持范旭东的事业，也为卢作孚解决过资金上的燃眉之急。1921~1926年，金城银行给范旭东的永利公司贷款近百万元，但是，金城银行虽然把投资工商业视为自己的“天职”，但是金城银行内部后来对永利的放款也产生了不同意见，但周作民最终力排众议，他相信范旭东这个人，他说：“范旭东这个人脾气耿直，平时绝少迁就，对人从不敷衍，自信力很强，事业心很重，也守信用。”又说：“我深切知道范旭东做事扎扎实实，为人坚守信用，在他的周围又有一班工程技术人才，他的事业不会不成功的。””

1900年，卜内门就开始在中国销售纯碱，称为“洋碱”。洋碱也很有可能是我们老百姓给它叫出来的，那时，进入中国的很多洋货都会在名称前被加个“洋”字，比如火柴，有的地方就叫“洋火”。但卜内门不满足于只做销售，前面说过，他们一直觊觎着中国的制碱特权。因此，在永利成立之初，他们就时不时的找机会介入，想通过合作的方式来控制中国制碱权。谈判时而进行，时而中断，范旭东也曾希望和卜内门合作，这样就可以解决技术和资本的问题。但是范旭东始终坚持要永利控制主权，他认为：“中国人必先苦苦的苦干一番，至少要自己站得起来才受得起人家的帮助。否则不是人家帮助我们，倒是我们帮助人家消纳资本扩充市场了！”后来，卜内门甚至暗示范旭东，愿意以高于永利建厂资金一倍的价格收购永利，范旭东在面临资金和出不来合格碱的双重压力下，仍不为所动：“我搞不成纯碱，宁愿自杀，也不出卖自己的灵魂。”

永利的碱虽然颜色不对，但含碱量达到了98%，也就是说，永利离成功只有一个色差的距离。但是为什么只有颜色不对呢？后来终于查到了原因，原来是铁器受了氨及碳酸气的腐蚀形成的铁锈导致。G.T.李建议加入少量的氯化钠，使它同铁器接触，在表面上结合一层硫化铁的保护薄膜。这样，出的碱果然白了。原来国外采用炼焦厂的粗氨液作原料，其中本含有硫化铵，所以不会发生这个问题。

被迫停工后，范旭东派侯德榜等技术人员赴美考察，寻求技术上的突破，并采购新式设备。前期因为想节省成本和不专业，永利在设备上吃了不少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由于未掌握碱性对钢材的腐蚀作用，永利用钢管作为传送碱液的管道，因此钢管经常损坏，他们一开始采取的是随漏随补的方法，但是化学反应的现实是随补随漏，以致后来根本没有办法再正常生产。因此不得不痛下决心将价值十余万元的钢管都全部拆除，改用耐腐蚀的生铁铸管。为了吸取这一教训，范旭东将拆下来的几条钢管，请工人做成一张桌子，置于自己的办公室中，以时刻警醒自己。

干燥锅为什么会容易烧裂呢？后来G.T.李发现，原因就在于干燥锅本身。永利采购的干燥锅是由生铁与熟铁合成的，膨胀系数不一致，这样就容易烧裂。而且他们深入了解后得知，这种半圆形的干燥锅，已属落后的设备，操作不方便，杂质易入锅内，也会严重妨害纯碱质量，早已被欧美各碱厂被淘汰，当年美国人为永利绘制设计图纸时，没有拿出先进的方案，故意愚弄科学落后的永利。范旭东又派G.T.李去美国采购新的干燥锅。侯德榜和G.T.李在完成任务回到永利后，又改进或改造了碳化塔水管、滤碱机、石灰窑，新设计了分解炉等关键设备，准备二次开工。1926年6月29日是永利碱厂重新开工的日子，也是永利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永利终于生产出了洁白的纯碱，碳酸钠含量达99%以上，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如果从办碱厂先后来讲，永利碱厂是亚洲第一家用索尔维制碱法制碱成功的工厂，位列世界第31名。如范旭东所言：中国化工的第一支翅膀伸出来了。

永利生产的碱叫“红三角纯碱”，红三角象征着制碱中气体、液体、固体三种物质的反应，也寓意着它像红宝石一样熠熠闪光，商标中间是一个化工实验常用的坩埚，标志着中国化学工业的诞生和兴起。而“纯碱”，则是与卜内门的“洋碱”区分开。但，他们在现实之间，不可避免的发生了一场血拼之战。

卜内门首先发起了价格战，这也是它的主要战略，永利以“打落了牙齿和血吞”的坚决态度一直奉陪到底，不惜付出赔钱的代价。苦熬了八年终于制碱成功的永利，可谓是一出场就被拍死在了沙滩上。如果一直都是正面作战的话，本来就奄奄一息的永利肯定撑不了多久就会彻底死无葬身之地。书生范旭东找到了两个办法，一是通过和日本三井的合作，打开了日本市场。当时三井与三菱两财阀也在争强称霸，三菱有碱厂，而三井没有，因此范旭东就和三井洽谈，让它作为永利纯碱在日本的代销商，三井非常乐意以此去抗衡三菱。这出乎卜内门的意料，因为这也不是卜内门所希望看到的，卜内门在日本也有市场。永利通过开辟第三战场，成功化解了正面战场的危机。

在国内，范旭东一方面积极开拓市场，哪怕是低价、甚至赔钱去卖，也要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但是有些人认为，战场只限于天津就可以了，现在没必要在其他市场也去和卜内门竞争，范旭东却认为：“如果我们把销售仅集中在天津一地，外地销路没有打开，市场基础就不巩固。有朝一日，卜内门再回过头来收拾我们，我们将完全处于被动，束手无策，结果很可能失败。”

迅速能打开市场的最好方法就是让卜内门的经销商也销售永利的碱。但是，卜内门与经销商的合约都明确规定经销店不能销售除卜内门以外的碱，如果违约，不但扣除年终佣金，而且还要没收所交押金。虽然都是碱，但是卜内门的碱和永利的碱有所差别。永利是轻碱，卜内门是重碱。如果是制造玻璃等，轻碱不如重碱好；如果是用于发酵和洗涤，重碱又比不上轻碱。永利多次与卜内门代销店协商，其中较有胆识的店家，终于同意永利的建议，换用门店牌号及股东姓名也销售永利的产品。范旭东还用了一个办法，就是买卜内门的碱，换上永利的包装再去卖。这样一来降低了永利的成本，可以将自己的产品发往卖价更高的日本；二来提高了卜内门的成本，有点让对方陷入了“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的境地。通过内外夹击，卜内门很快就败下阵来，并且主动上门与永利和解，承诺以后在国内绝不再以廉价竞销，而且还表示将来碱价要有所调整，会先与永利协商并经其同意，联合进行。经此一战，范旭东还获得了一个“铜锤”的称号。

范旭东还有一个法宝，就是大打“爱国牌”。他们用“纯碱”一词，也是为了区分“洋碱”。在反帝反压迫的爱国背景下，反对洋货支持国货的运动屡见不鲜，永利通过报纸一方面揭露英方在工业用盐方面对永利的刁难，号召国人购买“红三角纯碱”支持国货。

这个让国人引以为傲的国货，第一功臣是侯德榜。

前文回顾：百年商贾之大丈夫范旭东（一）

参考资料：1、《工业先导：范旭东》，张守涛；

2、《范旭东：民族化工奠基人》，刘未鸣，詹红旗；

3、《大商人》，傅国涌；

4、《“新中国第一号发明证书”背后有故事》，新华社。